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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六十九部分译文

  儒士对教化的作用很大,对事物的利益很广博,使父子忠实,君臣端正,开启政治教化的源头,启动生灵的耳目,百代之王的减损增益,儒士一直贯通始终。虽然世道有高下,而儒士之文雅却没有被淹没。自从永嘉以来,天下分崩离析,礼乐文章,几乎丧失干净。

  魏道武帝刚刚安定中原,虽然时间很紧迫,开始建立都城的时候,就把经籍方术放在优先的地位。建立太学,设置《五经》博士生员一千多人。天兴二年(399)春天,将国子太学生员增至三千人。这岂不是认为天下可以武力夺取,而不可以用武力治理吗?圣明之人明达经典法则,大概是很深远的了。天兴四年春天,道武帝命令乐师入宫学习舞蹈,在先师像前行释菜礼而入学。北魏明元帝时,改国子为中书学,设立教授博士。太武帝始光三年(426)春天,在城东修建太学。后来,征召卢玄、高允等人,命令各个州郡都举荐有才学之士。于是,人们大都激励品德,知所崇尚,儒家学说转而兴盛。献文帝天安初年,诏令建立乡学,每郡设置博士二人,助教二人,学生六十人,后来又诏令大郡设置博士二人,助教四人,学生一百人;次郡设置博士二人,助教二人,学生八十人;中郡设置博士一人,助教二人,学生六十人;小郡设置博士一人,助教一人,学生四十人。太和年间,改中书为国子学,建立明堂、辟雍,尊事年老退休的三老五更,又开设皇子的学校。迁都洛阳之后,诏令设立国子、太学和四门小学。孝文帝明达研习古事,特别喜好典籍,坐在车上,骑在马上,都不忘记讲说儒学。刘芳、李彪等人因经书而得晋升,崔光、邢峦之类因文史而显达。其余那些涉猎典章制度,闲散中收集词章翰墨的人,无一不是借此获得很高的官爵,动辄赏赐并受宠幸。于是,儒学兴盛起来,其丰隆可与周、汉相比。宣武帝时,又诏令建造国学,在四门建立小学,大力选拔儒生作为小学博士,学生四十人。虽然校舍还没有建成,而经籍学术却是更为显著。当时,天下太平,学术十分兴盛,所以燕、齐、赵、魏之地,记录在案的学习经书的人,数不胜数。大郡一千多人,小郡也还有几百人。州里举荐才能出众的人,郡里举荐孝顺廉洁之士,在皇帝面前进对策,一年比一年更多。神龟年间,准备建立国学,诏令将三品以上和五品清官的儿子,作为国学生员人选。还未来得及实施,就又停了下来。正光三年(522),就在国学拜祭先师,命祭酒崔光讲说《孝经》,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。到了孝昌年间之后,天下纷乱,各地的学校,所剩无几。

  齐神武帝生于北方边塞,长于戎马生涯之中,树立义旗,平定疆域。因为北魏陷于战乱,又逢上..朱氏杀戮残酷,文章典籍都荡然无存,礼乐一并丧失,弦歌之音几乎绝迹,俎豆之类的祭祀器皿将要丧尽。永熙年间,孝武帝再在国学祭拜先师,又在显阳殿诏令祭酒刘..讲说《孝经》,黄门李郁解说《礼记》,中书舍人卢景宣讲《大戴礼·夏小正》篇,又设置学生七十二人。永熙年间都城西迁,天平年间都城北移,虽然地方设置的学校,有的未来得及迁移,但儒家的学术思想,却很快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影响。当时刚刚迁都于邺诚,国子设置生员三十六人。到兴和、武定年间,儒家的学术思想又兴盛起来了。自天平年间开始,范阳卢景裕和叔伯兄弟卢仲礼在范阳起兵作乱,齐神武帝敕免二人的罪行,将他们安置在客舍,用儒家经典教授太原公以下诸生员,卢景裕死后,又用赵郡的李同轨接替卢景裕。二位贤士都承蒙大恩大德,受到特殊的礼遇。李同轨死后,又征召中山人张周彡武、渤海人李铉、中山人石曜等人相继作为各位王子的师友。到天保、大宁、武平各朝,也引进著名的儒生,教授皇太子和诸王子经籍学术。然而,自齐朝始创基业,下及末世,只有济南王为皇太子时,性格见识聪明敏锐,自己很注重磨炼,因而成就美名。其余诸王子大多骄纵恣肆,狂傲凶狠,举动违背礼法制度,日日有成就,月月有进步之事,在他们那里没有听说过,就像镂刻冰块雕刻朽木一样,终于没有成就。这或许是有原因的。帝王的子孙,习性骄纵淫逸,况且其做人的正道之心不诚实,邪恶之路竞相开通,自己原就不能生而知之,不是智力出众之人,而在内纵情于歌舞女色,在外多有走狗跑马的爱好,怎能入则行为笃诚,出则与贤士为友呢?白白地有师傅来教授,终究却没有修养品行的实绩。王公贵族,再加上明达经籍来粉饰,可以说就像稽山竹箭在箭尾加上羽毛一样,俯首捡得高官厚禄,是明摆着的事情。然而,齐朝主持选录官员的人,有的失去其职守,师、保、凝、丞四大辅臣,都赏赐给有功劳的老臣,国学博士,徒有虚名。只有国子一种学校,生员也只有几十人。贵族子弟因通达经籍而进身仕途的人,只有博陵人崔子发、广平人宋游卿二人而已。自此之外,没有见到其他人。所幸朝廷制度宽大简略,政治禁令稀疏闲阔,游手好闲之人,十家就有九家。所以,学习经术接受学业的人,遍及乡村;背负书箱做官的人,不辞千里之远。进入里巷之中,乞食为生,栖息在桑梓树荫下,动一动就有十几人。燕、赵之地有此风俗,这类人数量尤其众多。齐朝的制度,各郡都设立学校,设置教授、助教讲授经籍。学生都是逼迫来充当生员,官宦和富豪之家,都不听从调遣。充当生员的人既然不是喜好经术的人,当然不把经籍放在心上。另外,许多人都被州郡的官吏驱使逼迫,即使有游手好闲之人,也不检视察看。这都是由于君主不喜好经术所致,各郡都必须察举孝顺廉洁之士,博士、助教和学生中通晓经术的人,推荐选拔充州郡举荐之数。射策十条,通晓八条以上的人,授给九品出身。特别优异的,也越级提拔。

  周文帝统治天下,特别重视经籍典章。这个时候,西都动乱不安,郊区摆开了战场,古代帝王的旧有章法,往世圣人留下的教训,都扫荡干净了。于是,搜求上古三代残缺的文字,求得千载以上的至理名言,废黜魏、晋的典章制度,恢复周公的美好典章。卢景宣学问贯通六艺,修整五礼的残缺;长孙绍远学问广博,订正被损坏的六乐。因此,朝廷的典章逐渐具备,学者闻风向往。周明帝继位,真诚崇尚学术,内有安置文学之士的崇文观,外重成均这种大学的职责。文人墨客和讲论儒经优胜能令人开颜欢笑的人,时常出自朝廷;戴着圆帽,穿着方领衣,手持经书,背负书箱的儒生,记录到京城户籍上。这个时候人才济济,足可以超过以往了。到了保定三年(563),周武帝才颁布诏令,尊太傅燕公为三老。周武帝于是穿衮袍,戴冠冕,乘坐碧辂车,陈列文具,准备礼仪,清道而临幸太学,亲自切割牲口的肉而让他们吃,奉举酒杯让他们饮酒,这固然是一世盛大的事情。这之后,命令使臣乘坐轻车奉送玉帛,到南荆征召沈重。等到平定齐国,周武帝降至尊之体,劳万乘之驾,用特殊的礼仪对待熊安生。因此,天下人都羡慕向往,文章教化深远。穿儒士之服,挟带远古帝王的道术,开办学校,引进学生的人很多,下定努力学习的志向,集中精力于某一专门的学业,辞别家人亲戚,甘心勤劳刻苦学习的人甚众。虽然学问渊博的儒者和成就的大业,比不上魏、晋时代的臣子,但风俗的改变,也还是近代的美事。

  自天下失去统一以来,将近三百年,师傅的教导纷纭多样,没有办法取得正道。隋文帝上承天命而继位,统一天下,整顿纲纪以保护儒士,准备好表彰用的布帛以礼遇儒士,设置高级的官爵拉拢儒士,于是四海之内,普天之下,学识广博以备天子之问的儒士,都全部集聚在一起。隋文帝于是就治理国家,率领文武百官,遵从求问道术的仪式,观览拜祭先师的礼仪。博士尽其滔滔不绝的辩才,侍中竭尽应对优胜的深奥之学,考据订正散逸,研究参祥异同,积累下来的众多疑难,都像冰雪融化一样迎刃而解。于是越级提拔奇才俊士,厚为赏赐众多儒士,自京城以至于四方,都开设学校。齐、鲁、赵、魏之地,学习经术的人特别多,背负书籍追赶师傅,不辞千里之远,讲说背诵经籍的声音,道路上不时可以听到。中原经术的兴盛,自从汉、魏以来,只有隋朝一代而已。到了隋文帝晚年,精华稍稍枯竭,不喜爱儒术,专一崇尚刑名之学。执掌政权的那些人,都不是真诚地爱好儒术。到了仁寿年间,就废除了天下的学校。只保留了国子一所学校,学生七十二人。隋炀帝即位,重新开设学校,国子和郡县的学校,比开皇初年还要兴盛。征召儒生,不论远近都来到京城,让他们在东都洛阳互相讲说议论得失,根据他们的言论确定等级,一律都奏知天子。这个时候,原有的儒生大多已经亡故,只有信都人刘士元、河间人刘光伯出类拔萃,学识贯通南北,渊博达于今古,后生敬仰,撰著的各种经籍义疏,官僚们都师从宗法。接着外对四方夷族用兵,战事不断,师傅学生懈怠散漫,盗贼四起。礼义不足以防范君子,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,徒有建造学校之名,而没有弘扬道术的实际行动。崇学之风逐渐衰微,以至于灭亡。方领矩步的儒士,也都辗转弃尸溪谷之间,所有的经籍,因此都在战火的余烬中丧失干净了。因此使得后来的士子,再也听不到诵读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声,人人都想掠夺盗窃,相互陷对方于不义。《传》说“:有学问的人将要生殖蕃息,没学问的人就要衰亡败落。”如此说则盛衰系于学术,兴亡在于学术,掌管国家的人,能够不加谨慎吗?

  汉代,郑玄为各种经籍撰作注解,服虔、何休二人,各有自己的学说。郑玄的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服虔的《左氏春秋》,何休的《公羊传》,盛行于大河之北。王肃的《易》,时而也得以流行。晋代,杜预注释《左氏》。杜预的玄孙杜坦,杜坦的弟弟杜骥,在宋朝都任青州刺史,传播其祖传学业,所以,齐地人大多学习杜氏之学。

  自北魏末年开始,大儒生徐遵明在家门讲解郑玄注释的《周易》。徐遵明把郑注《周易》传授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。卢景裕传授给权会和郭茂。权会早年进入邺都,郭茂一直在家门教授学生,后来能够说《易》的人,大都出自郭茂门下。河南和青、齐之地,儒生大多讲述王辅嗣(弼)注解的《易》,师承的人较少。

  齐朝的时候,儒士很少传授《尚书》,徐遵明兼通《尚书》之学。徐遵明向屯留王聪学习《尚书》,传授给浮阳人李周仁和渤海人张文敬、李铉、河间人权会,并传授郑康成(玄)的注解,不是传授古文《尚书》。乡里的儒生,大都见不到孔安国古文《尚书》注解。武平末年,刘光伯、刘士元才得到费蠷的《尚书义疏》,于是就加以留意。

  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,特别受到当时人们的崇尚,诸生大多兼通晓这三种经籍。

  《三礼》都是出自徐遵明的传授。徐遵明传授《三礼》于李铉、祖俊、田元凤、冯伟、纪显敬、吕黄龙、夏怀敬。李铉又传授给刁柔、张买奴、鲍季详、邢峙、刘昼、熊安生。熊安生又传授给孙灵晖、郭仲坚、丁恃德。这之后的儒生能够通《礼经》的人,大都是熊安生的学生。诸生都通晓《小戴礼》。兼通《周仪礼》的儒生,仅有十分之二三。

  通晓《毛诗》的人,大都是出自出魏刘献之门下。刘献之传授给李周仁,李周仁传授给董令度、程归则,程归则传授给刘敬和、张思伯、刘轨思。这之后能够谈论《诗》的人,大都是二刘的学生。

  河北诸位儒生中能够通晓《春秋》和服子慎(虔)注解的人,也都是出自徐遵明的门下。张买奴、马敬德、邢峙、张思伯、张奉礼、张周彡、刘昼、鲍长宣、王元则,都得到服氏之学的精奥微妙。另外,卫觊、陈达、藩叔虔,虽然不是出自徐氏门下,也算得上贯通理解。另有姚文安、秦道静、开始也学习服氏之学,后又改学杜元凯(预)注解的《左传》。河西的儒生,都将杜氏之学牢记在心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二传,儒生大都不放在心上。

  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诸位学生没有不通的。诸位儒生像权会、李铉、刁柔、熊安生、刘轨思、马敬德这些人,大都是自己撰著义疏。虽然说是专门的学问,也都是互相师法学习。

  大概南北儒生所作的章节与句子,喜好互相不同。江东儒生,《周易》则崇尚王辅嗣,《尚书》则崇尚孔安国,《左传》原崇尚杜元凯。河洛儒生,《左传》则崇尚服子慎,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则崇尚郑康成。《诗》则是都以毛苌为主,《礼》则是共同尊崇郑玄。南方的儒生约略简要,得其英华;北方的儒生深奥庞杂,穷究其枝叶。考察其源流,总要其旨归,其立身成名,方法不同,结果是一样的。

  自从北魏梁越以下,传授讲习儒家经典的人很多,今各依其年代编排,以具备《儒林》云云。

  孙惠蔚,武邑武遂人。十五岁时,就粗略地通晓《诗》、《书》和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十岁那年,跟着董道季学习《易》。十九岁时,又向程玄学习《礼经》和《春秋三传》。周游于儒生聚会之所,声名传遍冀州。

  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,郡人举荐孙惠蔚为孝廉,在中书省应诏陈述政事。当时,中书监高闾因应对与孙惠蔚谈论而荐举他,孙惠蔚很快任中书博士,转任皇宗博士。高闾受命整理编定雅乐,孙惠蔚参加了这件事情。音乐编定之后,高闾上疏请求将朝中官员聚集在太乐,共同研讨是非。秘书令李彪自以为有辩才,一开始就设置难题。高闾命令孙惠蔚与李彪争论,李彪不能让孙惠蔚服输。黄门侍郎张彝经常和孙惠蔚交往,每次上表奏疏议论政事,大都向孙惠蔚征询意见。太和十七年(493),孝文帝征伐南方,上书议论类祭的礼仪。太师冯熙死后,孙惠蔚监督其丧事礼仪,上书请求让冯熙未成年的儿子,都穿成年人的衣服。孙惠蔚和李彪因儒家学问而相互理解,李彪官至尚书之后,孙惠蔚依旧任太庙令。孝文帝曾经从容地对人说:“道固(李彪字)既已升至高位,而孙蔚还沉居卑微的地位,朕常常认为有负孙惠蔚。”孙惠蔚虽然长久滞居小官,而能深刻体味通达塞滞的道理,没有一点怨恨,儒生因此而称赞他。太和二十二年,孙惠蔚任东宫侍读。

  当初,魏朝七庙以平文为太祖。孝文帝议祖宗神位,把道武帝作为太祖。祖宗虽然确定了下来,但太祖左右的神位却没有改变。孝文帝驾崩,准备奉孝文神位祭于祖庙,侍中崔光兼领太常卿,认为太祖既已改定为道武帝,左右的神位应按照次序而改变。兼领御史中尉、黄门侍郎邢峦认为太祖虽然改变,左右的神位依然不应改变,就立即草撰弹劾奏章,想弹劾崔光。崔光对孙惠蔚说:“这样做的礼法,而御史却要弹劾,我想从你这位大学问家这里获得帮助。”孙惠蔚说“:这样做十分合乎礼法的变化。”很快就写信给崔光,帮助说明这件事情。崔光把孙惠蔚的信呈递给宰相,就召见孙惠蔚和邢峦当堂议论得失。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,而邢峦最终理屈词穷,弹劾的事情就压下了。

  宣武帝即位之后,孙惠蔚仍旧在其身边,辅导宣武帝学习经籍典章。自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、武邑郡中正。孙惠蔚进入东观以后,看到典籍不全备,阅读旧的典籍,原先没有确定目录,新的旧的杂揉在一起,首尾不全,有的典籍埋积几十帙,没有的成年不加撰刻。有的篇目脱落,首尾残破,有的文被损坏,字迹脱误,错讹毁坏的很多。卷目虽然很多,全部刻定的却很少。孙惠蔚请求按照前任秘书丞卢昶撰著的甲乙两部新目录,想添补残缺,削减合并,校订文理,加以句读,作为定本,按照顺序加以撰刻,作为永久的格式和制度。秘书省原先没有的版本,广泛探究寻找。搜求版本加以补足。然而,经籍浩繁广博,诸子之书纷繁,书籍卷数既已众多,文章次序又多谬讹,不是一两个校书短时候能够完成的。请求命令四门博士和在京城的儒生四十人,在秘书省专门精心地校订考正,参酌审定字义。诏令批准孙惠蔚的请求。

  孙惠蔚后来任黄门侍郎,代替崔光任著作郎。才能在文学历史方面,没有什么著作。改任国子祭酒、秘书监,仍兼任著作郎。延昌三年(514),追赏讲论考定典籍的功劳,封爵枣强县男。明帝初年,出京任济州刺史。回京之后,授光禄大夫之职。

  自北魏初年以来,儒生都是做地位卑下的官,孙惠蔚的官职最为显赫。原先单名一个蔚字,宣武帝正始年间,在宫中给皇帝讲学,夜中谈论佛经,很称皇帝的心意,诏令在其名中加一个“惠”字,法号惠蔚法师。死于官任,追赠瀛州刺史,谥号戴。子孙伯礼袭封爵位。

  徐遵明字子判,华阴人。自幼丧父,喜爱学习,十七岁那年,跟随同乡毛灵和等人到山东求学。到了上党,就拜屯留王聪为师,学习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。一年后,就辞别王聪游于燕、赵之地,拜张吾贵为师。张吾贵的学生很多。徐遵明认真学习了几个月,就私下对朋友说:“张生名气虽然很大,却没有约束限制,凡是他讲解的东西,都不称我的意。请求另拜老师。”就和平原人田猛略到范阳孙买德处。跟孙买德学了一年,徐遵明就又想离开。田猛略对徐遵明说“:你年纪轻轻从师学习,每次都不能把学业学完,这样来学,恐后终究一无所成。”徐遵明就指着他的心口说“:我如今知道真正的老师在哪里了,它就在这里。”就到平原人唐迁处,居住在蚕房里,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。六年之中,足迹不出庭院,时而弹筝吹笛,自我娱乐。徐遵明又得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《服氏春秋》,是晋朝永喜年间的旧抄本,就前往阅读,又经过了好几年。于是亲自撰写《春秋义章》三十卷。这之后开始教授学生,每次到了讲坛,先手持经籍义疏,然后才开始讲解。学生至今仍是这样,慢慢地就成了习俗。徐遵明在外讲学二十多年,天下学子无不尊崇敬仰。特别喜好敛财,和刘献之、张吾贵都在河北传授弟子,收取的丝帛谷物,明码标价,或者留下衣服财物抵押,称为“影质”,有损于读书人的风度。徐遵明看到郑玄《论语序》说“书以八寸策”,误以为是“八十宗”,因而枉加解说。其偏执都是这个样子。刘献之和张吾贵比徐遵明更加过分。

  徐遵明不喜欢京城,因为兖州有旧友,就迁到了朋友那里。元颢进入洛阳,任城太守李淇准备兴举义兵,徐遵明一同参与其事。夜里敌兵偷袭,徐遵明被乱兵杀害。孝武帝永熙二年(533),徐遵明的学生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上表请求追封,终于没有追赠谥号。

  李业兴,上党长子人。祖父李箈、父亲李玄纪都因儒学而被举荐为孝廉。李玄纪死于金乡令官任。

  李业兴少年时性格耿直,立志好学,后来就在赵、魏之地拜徐遵明为师。当时渔阳人鲜于灵馥也收徒讲学,而徐遵明的名声不大,跟他学习的人还很少。李兴业就到鲜于灵馥的学校,和其他学生一样。鲜于灵馥就对他说“:李生跟着羌博士(徐遵明)很久了,学到些什么呢?”李兴业沉默不语。等到鲜于灵馥讲解《左传》时,李兴业问他几个主要的问题,鲜于灵馥都不能回答。李兴业于是抖衣站起说“:羌弟子正像你这样!”于是就直接回去了。自此以后,鲜于灵馥的学生都到了徐遵明那里。徐遵明的学生十分兴盛,都是李兴业所为。

  后来,李兴业就博览百家学说,图纬、风角、天文、占候,无不探讨研究,特别擅长算术历法。虽然出身贫贱,却常常很是自负,如果待他不够礼仪,即使是权豪贵族,也不会向他们屈服。后来,成为王遵业门下的食客。举荐为孝廉,任校书郎。当世流行的赵匪攵的历法,节气在十二支之后推算。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,李业兴就撰著《戊子元历》献上。这个时候,屯骑校尉张洪、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,各献新的历法。宣武帝诏令将诸多新历法合为一种历法。张洪等人后来就共同推荐李兴业主持此事,撰成《戊子历》。李业兴认为殷朝的历法始于甲寅,黄帝的历法始于辛卯,只是有记载年代的作用,而缺少用阴阳五行和干支等推算吉凶,就又加修撰,各成一卷,流传于世。

  孝庄帝建义年初,李业兴受命主持天文历法。不久,授著作郎之职。永安三年(530),因之前撰著历法的功劳,赐爵长子伯。后来,因为孝武帝刚刚即位的时候,李业兴参与行礼之事,封屯留县子,授通直散骑常侍之职。永熙二年(534)二月,孝武帝在学宫祭奠先师,李业兴和魏季景、温子癉、窦瑗为孝武帝选取章句。后来入宫任侍读。

  刚刚迁都邺城的时候,起部郎中辛术上奏说“:如今,皇帝居于新迁之都,各种制度开始创制,修建之事一旦开始,就一定要合乎制度。李业兴是大学问家,通晓古今的儒士,学识广博,千家万户,所应向他询问的事情很多。如今请求让他来观览图纸草案,考定是非,参酌古今,折中一下作为制度。”诏令准许。就在这个时候,尚书右仆射、营构大匠高隆之受命修缮三署乐器、衣服和百戏之类的东西,就奏请让李兴业一同参与其事。

 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(537),李兴业和兼散骑常侍李谐、兼吏部郎卢元明出使梁朝。梁朝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说“:魏朝洛阳的委粟山是南郊,还是圆丘?”李业兴说:“委粟山是圆丘,不是南郊。”朱异说:“我曾经听说过郊、丘是不同的地方,这用的是郑玄的解释。我这里所说的符合王弼的解释。”李业兴说:“是的。洛京郊、丘所在之处,用的是郑玄的解释。”朱异说:“如果这样的话,女子嫁给她的近亲,也按照郑玄的解释吗?”李业兴说:“这件事情,也不能只是按照一种解释。就像你们这里根据王肃的解释,除丧服应该用二十五个月,为何王俭的《丧礼》,除丧服用二十七个月呢?”朱异就不答话了。李业兴说“:我昨天见到这里的明堂,四根立柱,屋形成方,没有一点皇宫的样子,这应当是按裴危页绘制的图纸建造的。明堂上面圆,下面方,裴瞝这种只是一般的房屋罢了,如今这些房屋上面不圆,为什么呢?”朱异说“:圆方都是世俗之见,经典中没有记载,屋形成方有什么奇怪的!”李业兴说:“圆方这些言论,出处非常明显,你自己没有看罢了。我看到你抄录的梁主的《孝经义》也说‘上圆下方’,你的话岂不是自相矛盾吗?”朱异说:“像你说的这样,圆方之说究竟出自哪部经典?”李业兴说“:出自《孝经援神契》。”朱异说“:此书乃是伪书,怎么能够相信呢!”李业兴说“:你如果不相信,《灵威仰》、《叶光纪》一类书籍,也没有出自经典的,你还信不信呢?”李异不作回答。

  梁武帝问李兴业说“:《诗·周南》,是称王天下的人的歌谣,系到周公名下;《邵南》,是仁德贤才的歌谣,系到邵公名下。为什么称为系呢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郑玄注《仪礼》说:当初太王、王季居住在歧阳,亲自推行《邵南》的教化,以使称王天下的大业兴旺。到周文王实行《周南》的教化而承受天命,在酆修建城池。文王为诸侯时教化的国家,如今既然已成为天子,就不能再守在为诸侯的地方,所以就分封给周公、邵公,称为系。”梁武帝又问“:《尚书》‘正月上日,受终文祖’,这个时候是哪一朝的正月?”李兴业回答说“:这是夏朝的正月。”梁武帝问“:凭什么知道的呢?”李业兴说:“《尚书·中候运衡篇》说‘日月营始’, 所以知道是夏朝的正月。”梁武帝又问:“在尧之前, 哪一个月是正月 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自尧 以上, 典籍没有记载, 实在不知哪个月是正月。”梁武帝又说:“‘寅宾出日, ’就是正月; ‘日中星鸟, 以殷仲春, ’就是二月。这些出自《尧典》, 怎么能说不知尧时用哪个月为正月呢 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虽然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正月不同, 但说到时间节令, 都是根据夏朝的正月。《周礼》‘仲春二月, 会男女之无夫家者’。虽然出自周朝的书籍, 但月份也是夏朝 的时间。尧时的日月, 也应当是这样。只是我的见识不深, 无法加以辩论析理, 说明这个问题。”梁武帝又说:“《礼》记载说: 原壤死了母亲, 敲着木头唱歌。孔子是道德完善的人, 而和原壤是朋友 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孔子 自己就作了解释, 说相亲近的人不会失去其亲人, 成为朋友的人不会失去其朋友。”梁武帝又问:“原壤是哪里人 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《注》这样说: 原壤, 孔子小时候的老朋友。可知原壤是鲁地人。”又问:“原壤不孝顺, 违背人们之间的关系, 为何为了保留老朋友之间的小的礼节, 而废弃不孝顺这样的大罪呢 ?”回答说:“原壤的行为, 事情 自身很明显, 幼小时的朋友, 不是今天才开始的, 既然没有大的变故, 怎么能允许背弃呢 ?”又问:“孔子是道德完善的人, 为什么把原壤的事情记录下来, 留传于万代呢 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这是后人记录的, 不是孔子 自己撰制的, 就像合葬于防一样。像这一类的事情, 《礼记》中随便找一找就可以百来计算。”又问:“《易》有太极, 太极是有还是没有 ?”李业兴回答说:“传说太极是有。”回到东魏, 李业兴兼领骑常侍, 加授中军大将军。

  李业兴家世代务农, 虽然学业进步,但原有的语音没有改变。梁武帝问他宗族有 多少家, 李业兴 回答说: “萨 四十家。”出使回国, 孙腾 问他:“想不到你被吴儿耻笑 !”回答说:“业兴尚且被人笑,如果派遣公去, 当会被人诟骂。”邢子才说:“你的妻子患有疝病, 有人 问其实情吗 ?”李业兴说:“你太傻了 ! 只要说这个事情,人们就半信半疑,谁还会检查检查看一看不成?”

  孝静帝武定元年(543),李业兴任国子祭酒,仍兼侍读。神武帝高欢因李业兴擅长术数,行军打仗常常向李业兴求问。李业兴就说某日某处能够获胜。李业兴对亲近的人说:“他若是取胜了,自然赏赐我;他若是遭到失败,怎么能怪罪我?”芒山之战,有风从西面吹入营中。李业兴说:“小人风来,当会大胜。”神武帝说:“如果取胜,就让你做本州的刺史。”芒山之战后不久,任李业兴为太原太守。武定五年,齐文襄皇帝高澄用李业兴为中外府咨议参军。

  后来因事受牵累而被软禁,李业兴就制定《九宫行棋历》,以五百作为章,四千四十作为踚,九百八十七为斗分,回过来把己未作为开端,始终相联系,不再转动,和如今历法的方法不同。至于节气顺序的交换和分界,日影度数的长短,则没有不同。文襄皇帝征伐颍川,李业兴说“:此去必胜,胜后必定有灾难。”文襄皇帝攻克颍川之后,想用李业兴阻挡灾难,就把他杀了。

  李业兴爱好经籍,一直不停地搜集,亲自修补,加上题签,他家收藏的经籍,将近一万卷。李业兴不停地阅读,有很多新奇的见解,诸位儒生都佩服他学识渊博。生性豪爽侠义,重视义气,别人有什么急难,到他这里藏身求生,就能允许他们藏匿。和他关系好的,他会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,毫不吝惜;和他不和睦的,即使是一点点的毁谤,以至于声色俱厉,痛加诟骂。性情又急躁狭隘,以至于争论驳难之时,没有儒生的风范。李业兴常常对人说:“只要是说我好,虽然明知是假话,但也比说我坏要好。”专事进取,妒嫉超出他的人,不顾后果,当时人因此而厌恶他。至于其学术精当举动微妙,当时没有人能赶得上他。李业兴有两个儿子,崇祖继承父亲的事业。

  崇祖字子述。文襄皇帝聚集朝中官员,命令卢景裕讲解《易》,崇祖这时十一岁,来往议论驳难,卢景裕很畏惧他。李兴业帮助成就他的儿子,以至于愤怒争吵。文襄皇帝的面容很不高兴。姚文安诘难服虔《左传解》七十七条,称之为《驳妄》。崇祖阐明服虔的注解,名为《释谬》。齐文宣帝建造三台,材料砖瓦等工程,都是崇祖计算的。封屯留县候爵。遵祖,齐天保初年诘难宋景业的历法,十分精到。崇祖为元子武选择葬地,酒醉之后告诉他说:“改葬之后,应当和孝文帝没什么区别。”齐武成帝时,有人告发了他,兄弟二人同时被杀。

  权会字正理,河间莫阝人。志向崇尚沉稳高雅,举动遵循礼节法度。小时候学习郑玄《易》,曲尽其幽微奥妙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文义精审博识,兼擅风角之术,善观天象。仕于齐朝,开始的时候任四门博士。仆射崔暹引荐为门客,对权会非常敬重,命太子达..用对待师傅的礼仪对待权会。崔暹想举荐权会和马敬德等人做诸王师傅。权会生性恬淡闲静,不羡慕荣禄权势。耻于做地方官,坚决推辞。崔暹明白他的意思,就不再举荐他。不久,追令修撰国史,权会监督管理太史局事务。后来改任国子博士。权会参与管理的事情虽然繁多,但仍不停教授学生之事,性格十分儒雅软弱,好像不太敢说话,但到了应答诘难之时,应答如回声,因此受到诸多儒生的推重。王公贵族的子弟中仰慕权会德行道义的人,或是到其宅院,或是借宿到他邻居家,昼夜依次求问,接受权会的学业。权会很高兴地讲解,不曾有所懈怠。

  权会虽然擅长风角之术和观天象,到了私人房舍,一点也不提起。学生有向他请教的,他始终一点也不说。权会常常说“:这种学问可以知晓,却不能言说。诸君都是王公贵族子弟,不必通过这些进取,何必多问呢!”权会只有一个儿子,也不传授这种方术。权会曾经派遣家人到远方去,很久没有返回。那个家人回程快到家时,逢上天降大雪,就寄居到别人家中。权会这时正在学堂讲课,忽然有旋风把雪吹入门内,权会笑着说“:出行的家人已经到了,想不到中间停了下来!”于是就派人追踪寻找,果然像他说的那样。权会每次占筮,不论事情大小,必定能够言中,只用爻辞、彖辞和象辞,来辨明吉凶,用《易》来占卜一类,都不说出来。

  权会本是出自贫寒之家,没有书僮仆人,当初任助教的时候,一直骑驴。他任职的地方很多,不到天晚不回家。曾经夜里出城东门,权会独自骑着一头驴,忽然出现两个人,一个人在驴前,一个人随从在后,好像是帮助他一样。他们的举动轻飘飘地,和活人不同。渐渐地就迷失了道路,不照原来的路走了。权会心中十分奇怪,就背诵《易经》上篇第一卷,一卷还没背诵完,前后的两个人忽然离散而去。权会也不知不觉地从驴上坠落下来,迷迷糊糊地,到天亮才醒来。这时才知道坠落的地方是在城外,离家才几里路。有一个儿子,字子袭,聪明机敏,精明勤恳,幼年时就有成年人的器量。先死,送葬的人都很悲伤,权会只是哭了一下就停止了,当时的人都称道他明达命理。

  北齐后主武平末年,权会从官府回家,路途中马无缘无故地摔倒了。权会跌倒在地,于是就不能说话了,因而突然死亡。注有《易》一部,流传于世。权会生平畏惧马,官位名望既然到了那个地步,就不能不骑马,果然是因马而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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